《隐入烟尘》的票房奇迹，其实折射了观众对都市的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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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隐入尘烟》上映的第62天，票房破1亿元大关。这个数字放在动辄几十亿的大片里不算稀奇，但对于这么一部节奏缓慢、剧情黯沉的文艺片来说，确实是个奇迹。


这是一部完全靠口碑发酵成就的电影，如今的票房佳话里，承载了来自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自来水”想要“去看见”和“被看见”的愿望。
“最初觉得可能是一日游，有两三百万票房就不得了了，没想到观众口口相传，给影院经理打电话求排片，最终的成绩超出创作团队的预期。”连导演李睿珺自己都说，“这完全是一个意外。”
《隐入尘烟》7月8日上映，首日排片2.3%，场均人次仅有一人。而独特的电影美学之下，两个被抛弃的底层人相互救赎的时光，让影片的评分从上映之初的7.8一路飙升至8.5，越来越多观众加入到“自来水”的行列，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安利这部电影。
第一个票房1000万元，用时14天，第二个1000万元，在第43天达成，一周后，破3000万元，三天后破4000万元。随着电影完全“出圈”，9月之后，电影每日上新一个千万级，并已连续四日打败《独行月球》《新神榜：杨戬》《小黄人大眼萌：神偷奶爸前传》等中外大片，稳坐日票房冠军宝座。


那些年“出圈”的文艺片
将《隐入尘烟》的成绩，归置在文艺片市场的发展历程中，更能看到其中的不易和承载的意义。
自2014年《白日焰火》突破亿元票房，打破文艺片天花板后，文艺片的“出圈”，多少也有着不同方面的 “取巧”或“惨痛”。 比如2016年导演吴天明遗作《百鸟朝凤》上映，出品人方励下跪求排片，一度成为当年现象级的行业事件，也将一部原本注定“周末游”的小众电影收获8692万元的票房。
2017年，暑期档一部名为《二十二》的纪录片，因为沉重的题材和广泛的民族情绪共鸣而出圈，许多年轻人自发买票请陌生人看电影，希望用实际行动来践行历史不该被遗忘。
同样是2017年，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也创造了国产文艺片破圈记忆。但细究对比之下，其成功路径依然是“自上而下”精英式的，同时也依赖于当时精准高效的宣发路径的。其项目精准定位资深影迷、文艺青年、对信仰有关注的人、喜欢西藏地域文化等人群，成为带动核心观影的主力。电影选择了朴树的新歌作为片尾曲并请本人在首映礼露面宣传，“朝阳区有30万仁波切”的话题当时也借由电影浮出水面。加上“众筹”环节的前置引入，创业圈、企业圈层的团体支持及环传播，藏文化情怀滤镜的加持等，让这部影片最终突破了国内所谓艺术电影的天花板，也成就了当年精准营销的一段佳话。得益于《冈仁波齐》那一年带动的文艺片观影热潮，另一部同样关于藏地朝圣探索的剧情片《七十七天》同样突破了亿元票房大关。
而2018年末，《地球最后的夜晚》以“一吻跨年”为卖点，上映当日7小时票房就破了2亿元，错位吸引观众的代价换来口碑的全面崩塌，不过在这部电影之后，“跨年档”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电影档期。
网友们对于《隐入尘烟》最有共鸣的一段评论是，“全片不说一个苦字，却苦出了天际；全片不说一个爱字，却爱到了极致。”目前，影片所收获的关于苦难与爱的共情让人联想到另一部“苦到极致”的小众电影《何以为家》，这部黎巴嫩影片2019年在中国内地获得3.76亿元票房。
《隐入尘烟》是一部没有“星光”的电影，尽管有海清“整容式”的演技加成，但从影片上映初期的表现可以判定，一个知名演员的加盟并没有为影片带来多少实质的票房号召力。
而大多数同量级的文艺类型影片大多需要创作者的功成名就和主创的“牌面”来共同成就。张艺谋进军戛纳的回归之作，《一秒钟》票房1.31亿元；程耳导演云集了章子怡、葛优等大腕的口碑之作《罗曼蒂克消亡史》1.23亿元；拿遍三大电影节奖项的贾樟柯票房最高电影《江湖儿女》不到7000万元；娄烨被期待了三年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6499万元；巩俐及众多国际一线大牌加盟的《兰心大戏院》不过2000多万元；在柏林电影节拿下最佳男女主的《地久天长》4523万元……如果撇开主创们的光环加持，只靠新人导演和非职业演员的演绎，破千万元的《心迷宫》在作者电影的创作谱系中，已经能算得上是“现象级”。


《隐入尘烟》没有“隐入”，它的成功带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偶然，未必可以复制，但对于创作者、观众和市场来说都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上线视频网站后，完整的素材成为各种短视频博主大V们的创作源泉，线上观影不止没有转移线下的观影热情，反而成为了促使更多观众走进影院的动力源头。这样的案例至少让行业对于电影与短视频、电影院与流媒体的针锋相对看到了新的可能性。
李睿珺导演在近期接受《影视独舌》采访时谈到，《隐入尘烟》的成功出圈，对他来说“是一种回应”。“无论是票房成绩还是观众讨论，对我是一种认可，给我的创作带来了信心，也给投资方带来了信心。它可能也会让影院有所思考，往后是不是还要一竿子打死某部看起来卖相不佳的电影。我们常说，任何电影都有它的受众，影院需要适当地给它们一些机会，也许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社交网站上，普通的观众们在热烈“交锋”着这样一部苦难的影片是否真实照见了生活，日常里常见而又被视而不见的种种，连接着更多相似的经验和共鸣，借由一部电影的观看被传达和讨论，已经越发稀缺的人性光辉和温暖在寒凉的现实之外也让不少观众感受一种别样的“治愈”。
电影学者戴锦华在与李睿珺的一次对谈中谈到，“电影应有的一个社会功能是让我们经由银幕，看见那些不可见的人。看见那些空气一般地存在在我们的周边，却被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社会偏见、社会的结构所遮蔽的人。”她恭喜李睿珺，“它显然接续到了我们的自身的电影的脉络当中，而且它的这种现实的和电影的成就都非常宝贵。”
2012年、2013年，李睿珺凭借《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入围FIRST，影展CEO李子为见证了文艺片市场的一路发展十分感慨，“那时候文艺片是‘三无产品’，市场还没有合理的发行系统，找不到路径........一晃10年，很多人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只是在这一刻得到可视的回应而已。一部电影的突围，不会是常态，但的确是作者电影的一次号角。呼唤政策支持更系统，呼唤电影市场更健全，呼唤更多的投资加盟，呼唤更多的严肃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