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纳粹的“经济奇迹”

城市森林公园

（原文名：希特勒的人类共同体）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多灾多难的一个世纪，战争、革命、饥馑与杀戮，层出不穷。如果人们对于苦难的产生，还不至麻木到冷漠不仁的地步，那么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德国这段历史，就不应该被轻易忘记。曾几何时，纳粹主义引领着德国人民，走向前所未有的帝国荣耀，最后留给世人的却是最为恐怖的历史伤痛。
有人说，纳粹主义（Nationl Socialism即国家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有效的，希特勒上台后，仅仅三年间，德国实现了经济复苏，失业率下降，人民的生活水平大为改善。
事实上，当时的德国从一战“战败国”的废墟上浴火重生，百业待兴，加之英美等国家外资注入，早在前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已经开启了它的复兴之路。这是在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都有可能会经历的一段特殊的报复性经济反弹阶段，只是1929年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以及共和国后期的动荡不安，使得这种反弹一度陷入停滞。待到希特勒上台，经济危机正好进入复苏周期，德国也很快成为欧洲的经济强国。
我这样说似乎完全否定了纳粹在经济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失公允。笔者也不想抹杀希特勒在二战前经济振兴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但是，由此而过分夸大他在经济领域的功绩，甚至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纳粹主义描绘成实现德意志民族伟大复兴“强国梦”的灵丹妙药，那就是有点儿走火入魔了。


1．希特勒“消灭失业”的神话是怎么来的？
希特勒发迹之初，凭着他超凡的演说和组织才能，圈粉无数。他给德国民众描绘的“德国梦”就是再造俾斯麦时代，并承诺提供给人们“工作和面包”。而这些承诺，按照某些纳粉们的说法，都一一兑现了。
那么，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纳粉们一再称道的第三帝国的失业率为零的业绩是怎么来的？
纳粹德国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能够解决就业问题，让整个国家的失业率降到几乎为零，其实是与纳粹的经济体制有很大关系的。事实上，纳粹经济体制是当时除苏联以外最大规模的一种国家计划和组织严密的“命令型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中，纳粹政府和垄断资本相结合自上而下地对国民经济进行着双重控制，按照军事化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并确保所有企业和经济活动都必须服从“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在这种“命令经济”模式下，你觉得“消灭失业”还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吗？
“失业”本身是市场经济下的特有现象，极权制度下的管制经济是不存在“失业”一说的。就如同人们在说朝鲜没有失业问题，古巴没有失业问题，前苏联也没有失业问题一样，不仅如此，在这些国家，劳动力本身并不具备商品属性，不是市场经济下的“特殊的商品”，劳动力价格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而是由官僚来决定，劳动者本人没有对自身劳动的任何支配权利，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选择“工作与不工作”，“干这种工作或干那种工作”的权利，当然也就不存在失业问题。
不过，具体来讲，希特勒在“创造就业”方面，也不是完全没有独到的招式，既然当初承诺了的事情，总得要做出点样子来。下面就是希特勒的独门招式了：
（1）扩大财政支出，通过国家投资拉动，大搞基础设施建设。1933年6月到9月希特勒连续出台了两个“莱因哈特纲领”，提供大量津贴用以维修住宅和农业用房。同时，他还增加对铁路邮局、公路、飞机场、兵营、军事防线等的投资，并在这些工程建设中尽量以人工代替机器操作，以增加劳动就业机会。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也是卓有成效，1936年，奥运会在柏林举办，一座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体育场成为纳粹德国著名的“形象工程”。希特勒说：“如果你把整个世界作为你的客人，你就会以最好的一面介绍你的国家。如果你建造体育场，你就要把它建设为这一宏伟新体系的永久标杆。”
（2）限制已婚妇女就业，将腾出的就业机会给了德国男人。极权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私人生活和情感的方方面面，进行的无孔不入的全盘官僚主义监督和管控。对女人子宫的计划与管理是多数极权国家的偏好，希特勒也不例外。他说过：“妇女则应呆在家里，操持家务，其最大的职责就是为帝国生育后代”；“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不给国家生养健康子女，必须认为是不可宽恕的……在这种事业面前，个人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和自私心，而只有绝对服从。”于是，政府规定向年轻夫妇提供婚姻贷款，只要女方保证婚后不就业，生满四个孩子后，贷款便无须归还。鼓励妇女去过专门同儿童、厨房、教堂打交道的生活，从而减少了就业压力。这不仅导致了工作岗位的大量空出和结婚率的上升，而且还导致了出生率的上升。许多父母出于感激之情，为自己的子女取名“阿道夫（Adolf）”。
（3）通过扩军和实行义务劳动制解决失业问题。大家知道，一战后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废除义务兵役制，限制其陆军人数保持在10个师即10万人以内，海军人数在1.5万人以内，不能拥有潜艇和超过1万吨以上的军舰，禁止拥有空军，禁止使用军用飞机。然而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开启了瞒天过海的扩军备战，到1939年德国陆军已扩大至98个师，并拥有了当时欧洲最为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成为欧洲难以驯服的一台穷凶极恶的战车。希特勒的扩军备战，无疑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同时，纳粹还效仿列宁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也搞起了劳动义务制。1935年6月26日，德国政府颁布“国民劳动服役法”，宣布成立帝国义务劳动军，并规定18岁以上的年轻人承担6个月的劳动义务，男子年满18岁必须服半年劳役，女子年满21岁要服3个月劳役。事实上，战争是纳粹“解决就业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后期的纳粹德国不仅榨干了这个国家的“剩余劳动力”，连未成年儿童都被组织动员上前线，大量的妇女、老人又被迫出来工作，为这部战争机器提供劳役。
（4）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在客观上也吸引了不少就业。极权国家的无所不能必然要求庞大的党徒群体和官僚机构为之服务，仅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国家机关中的官吏和职员人数就增加了一倍多，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18.4%。
（5）纳粹对犹太血统的德国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将他们驱离工作岗位，剥夺他们的财产，禁止他们的经济活动，并将他们关押、流放，投入集中营，进行毒气实验，像动物一样成规模地杀戮。这些也为那些追随纳粹党的德国男人们空出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不仅如此，希特勒为了巩固他的“消灭失业”的伟大成果，还严格控制企业人员工资，限制人员流动和就业自由。而对于是农民，则只能呆在土地上，连迁徙权利也被剥夺。
纳粹政府规定劳动力的供应由劳动局安排，不许企业以高工资招聘工人，成立和扩大企业要经国家批准。同时，为了加强对工人的管理和使用，1934年5月更以法律的形式严禁工人自由调换工作。1935年2月，又在全国企业中采取了“工作簿”制度，规定每个工人必须向劳工部门领得一本工作手册，在手册上注明其工种、技术水平和就业情况等。没有“工作簿”者不能就业。
1937年2月11日，纳粹政府干脆发布法令，将某些种类的工人限定在当时工作的工厂，不准移动。1936年6月，纳粹政府又颁布法令，冻结一切工资，允许劳动局长在现行工资水平“可能影响执行四年计划时”而降低工资。1938年7月，则发布法令严禁提高工资，同时还禁止发给加班加点的津贴费，使工资水平倒退到1913年的水平。此外，还要从工资中扣除大量苛捐杂税，如所得税、失业、健康和残废保险税、人头税、劳工阵线会费、对帝国各种慈善事业的捐献等。
可见纳粹“消灭失业”的神话，与市场环境下通过发展经济，内生扩大的就业机会根本不是一回事。纳粹对劳动力采取的是一种压迫性的管理，是一种半军事化的劳动强制，是对国民加紧控制和向军事化过渡的措施。拿“失业率为零”来美化纳粹经济政策，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昧着良心在为极权制度招魂。
2．纳粹的“经济奇迹”
对于纳粉来说，德国在二战前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希特勒创造的另一奇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是怎样的一种经济奇迹？这种奇迹是否具有普适性？
上文我们讲了，希特勒的经济特点是一种“命令型经济”，一方面采用积极财政政策，通过政府大规模的投资基础建设和军工设施，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对企业的组织、原材料供应、生产和销售所有环节进行干预与管制，并控制消费和劳动力市场。


首先，希特勒为了加强对全国经济的控制，强制推行“卡特尔化”，对全国经济进行改组。就象他强力推行的种族主义的“人种优化”一样，在经济领域，对那些“负担过重”及“经济上不合算”的中小企业和手工业进行了大规模清理，加速了资本和生产的积聚和集中。
1933年7月，纳粹颁布的“卡特尔”法令规定：“如果为了企业的利益，以及为了整个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利益，有必要将企业加以联合或合并，则经济部长为控制市场可将各企业联合组成辛迪加、卡特尔、康采恩，或将企业并入已有的联合组织。”其结果就是，大量中小企业被并入垄断组织，只有被卡特尔承认的商号才能获得货物和原料。
强制卡特尔化的另一措施是进行股份公司改革，大量淘汰中小股份公司。由此便很快形成了许多实力雄厚的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卡特尔，它们既是纳粹打造出来的超级垄断企业，当然就要完全听命于纳粹党的指挥，并按照党的意志控制经济生活的各个部门。同一时期，投资也在不断扩张，劳动就业人数大量增加。在纳粹的这种强制性的经济命令推动下，从生产和资本的积聚水平来说，纳粹德国短时间内被塑造成为欧洲的经济强国，一点都不稀奇。
其次，为更好地贯彻纳粹党的意志，希特勒对国民经济采取了极其严格的行政监管政策。
纳粹的经济管理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二类：第一是政府的经济行政部门，如经济部、粮食农业部、劳工部等；第二类是属于半政府半民间性质的经济组织系统，即由原来的企业主协会组织改组而来。这就是前文我们所说，“纳粹政府和垄断资本相结合自上而下地对国民经济进行着双重控制”。
1933年7月，纳粹政府组织成立了“德国经济总会”，成为领导经济的最高权力机关。次年，经济总会颁布《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条例》，把全国经济按部门和地区进行划分，把德国经济合并为六大经济组，即工业、动力、银行、保险、贸易和手工业。在经济大组下又设44个经济组，经济组下又分350个专业组和660个专业小组。同时，全国划分为18个经济大区，下设市、地区的分支机构，每个省区内设经济院。按条例规定，每个企业都必须按其生产品种加入各专业集团。
上述两大机构皆统一在帝国经济部领导之下。纳粹党人通过这些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经济调节机构，对全国经济的一切部门和领域实行全面的控制。经济集团的领导人由经济部任命，不是由经济集团自行选举决定。下级经济集团领导人由上级经济集团或经济部任命，每一行业和每个企业所需的原料、燃料、资金，每个企业的生产安排、产品销售、价格高低都由这些组织进行调节和干预。
尤其是在企业的原材料供应方面，国家通过强制卡特尔化，控制外汇，执行卡特尔协议或者农业价格政策，统一管理和支配进口和国内生产的原料供应，进一步控制企业，确保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绝对服从党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
而在投资控制方面，政府则通过干预资本，将资金引导投资到符合党的利益的方面去。希特勒运用胡萝卜和大棒的混合政策推动私人资本流向政府期待的地方和领域。为了监督投资，企业的成立与扩大都需得到国家的批准，并且企业的利润分配也被限制在6%以内，从而迫使企业将他们的盈利用于再投资，或者用自己筹措的资金扩大生产。政府决不容忍蔑视法令的行为，对于那些要求扩大生产且不甚关心“国家利益”的企业主，则会通过减少进口原料的分配以及不断减少劳动力使他们循规蹈矩。
另外，与其它极权国家一样，纳粹对货币金融的管控，对外汇与进出口贸易的管制，对农业生产与食物供应的管控，更是无孔不入。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纳粹德国在经济上虽然没有象苏联那样，实行全盘的“生产资料国有化”，但是从党对经济的管制强度，国家掌控经济活动的力度，以及占有和支配经济成果方面来讲，与苏联并无二致。
这种体制，可以让国家迅速集中所需资源，发展急需的产业，也就是通常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尤其是重工业和军工产业，并在短期内“经济腾飞”，实现“强军”“强国”梦想。然而，它也存在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政府干预经济，致使市场经济中那支“看不见的手”被折断，自由市场所应具有的经济活力彻底没有了。屈从于党魁及其官僚意志的“命令经济”，没有了市场的调节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所谓“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从而造成经济崩溃。


正如哈耶克所说，乌托邦主义无视人性、践踏私产、缺少价格信号，只会带来匮乏、混乱、道德败坏，最终自我毁灭。
苏联的经验与教训，或许是对哈耶克理论的最好诠释，哈耶克本人也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了一场乌托邦主义的覆灭。这个象纳粹德国一样，一度被人称羡的工业强国和军事帝国，自建立到崩溃70年的时间里，它的人民就几乎没有摆脱过被迫害、被挨饿、被监管，以及在贫困落后遇昧中挣扎的境地。
幸而二战过早地结束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倘若假以时日，纳粹在经济上同样无法摆脱自我崩溃的宿命。其后在苏联红军的刺刀下所建立起的民主德国的最终结局，或许正是纳粹主义经济体制在德国的回光返照。
3．希特勒的人类共同体
纳粹党人在德国疯狂崛起，并何以会拥有千百万的支持者，人们在创伤之后，痛定思痛，并从经济、社会等不同角度寻找答案。有一种观点认为，纳粹党人上台，希特勒能够实现独裁，恰恰是民主制度造成的，希特勒是德国民众用选票选出来的。
同样也有学者批驳，纳粹党人自立党始就一直使用暴动、暗杀、恐吓、威胁、利诱等流氓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说希特勒是德国民选的总理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且不去参与这样的争论。但是当时的德国民众普遍存在的犬儒主义，以及弗罗姆在他的《逃避自由》一书中分析极权主义心理机制时，提出的“既想追求权力又渴望服从的施虐——受虐矛盾心理”，却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这种心理机制不是德国人所独有，人类社会的任何族群，一旦组成为“民众”时表现都是一样的。早在1905年发表《乌合之众》一书的勒庞，就极富预见性地指出，个人进入群体之后容易丧失自我意识，在集体意志的压迫下成为盲目、冲动、狂热、轻信的"乌合之众"的一员，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


由于个体在群体中的不安全感和渴望被群体接纳的趋同欲望，一旦群体中有骄横的强人拥有一定势力，并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群体时，群众就很容易接受其为群体意志，并开始采取一致行动，压制、打击其他少数人的思想和观念，哪怕这些思想和观念是正确的。这是人类所共有的极权主义的基因，任何国家和民族遇到这种情况都有可能走向极权主义和独裁政治。只是德国人不幸迎来了希特勒。
L．马姆福德在《生之信念》中阐述道，纳粹主义的真正来源存在于“人类心灵中，而不是经济学中”，“纳粹主义源于不可一世的骄横、喜好残忍和精神分裂，而不是源于凡尔赛条约和法西斯主义关于魏玛共和国软弱无能的那些谎言。”
希特勒对于群体的特性了如指掌，他早在他的《我的奋斗》中就讲过：“犹如一个女子……宁愿委身于强悍的男子，而不愿支配懦弱者，同样群众热爱支配者，而不是哀求者。”
戈培尔此前在他的一篇小说《米歇尔》中也曾写道：“除了想要个象样的统治，人民什么也不想要”。他还给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下了个定义，他说，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是使我服从你；社会主义就是为全体牺牲个体。”按照纳粹党人的观点，社会主义者必须放弃维护个人意见、利益和幸福的权利。这种放弃是一种政治组织的基本要求。在组织中，个人应当是无私的，对组织绝对忠诚和富有献身精神的。
当然，领袖人物对群众只是单纯的施虐还不行，个体在群体中那些潜在的权力欲望得不到释放也是容易出问题的。
事实上，个体在群体中的权力欲，往往并不是象领袖人物一样对群体行使支配权，他们很少有人敢跳出来挑战领袖的权威。他们的权力欲多数情况下，一方面表现为通过群体或领袖的强大感受权力荣耀，比如在纳粹德国，希特勒的统治手段越是强有力，他的徒众们就越感到骄傲和自豪；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群体中的少数派或个别人所具有的优势和支配权力，比如对少数不认同纳粹意识形态的人，或被组织列为反对派的人，很容易被群体所攻击、批斗、甚至处死。他们在这种颠狂中不断使自己的虐待狂心理得到满足。
希特勒在拥有支配群众的至高无上的领袖权力的同时，没有忘记满足群众追求权力的施虐狂心理。他的种族主义的“雅利安人优越论”恰好弥补了一战后德国人的脆弱的自尊心，满足了他们在群体中潜在的权力和迫害欲望。
与此同时，希特勒心知肚明，“群众”这头巨兽，需要不断给它喂食，才能维持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仇恨是群体得以凝聚的必要的催化剂，而塑造敌人，而且往往是虚弱衰微的或远在天边无现实威胁的敌人，以便让群众可以安全地无所忌惮地施虐，是所有野心家们“发动群众”的不二法门。这些被塑造出的敌人，有被指称为敌对阶级的，有被视为劣等种族的，有宗教异端的，也有因政治异见而被诬为敌对势力的，不一而足。而在德国，犹太等少数族裔、政治上的少数派，还有那些由“劣等”种族组成的国家，便成为希特勒投食于“群众”之口，以供其施虐的猎物。
希特勒先是在国内清理“残渣人种”，对犹太人的迫害与残杀贯穿始终，手段惨绝人寰。而在国际上，随着他“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为上帝选定的“主宰民族”争夺新的“生存空间”计划的实施，欧洲各国的噩梦也就开始了。
奥地利，捷克，波兰，法国，希腊，南斯拉夫……无一幸免，他还与西班牙的独裁者法弗朗哥合纵联横，与义大利的墨索里尼策略联盟……
所有的侵略者在实施自己的扩张野心时都会打出一些冠冕堂皇的旗号，大日本帝国在对亚洲人民施虐时，提出的是“大东亚共荣”，而希特勒早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中就提出了他的“人类共同体”理念，并把他的基于粗俗化了的达尔文主义的“保存物种的本能”作为其“形成人类共同体的第一因”。（《我的奋斗》）
希特勒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将征服世界作为他和他的党的目标的愿望。他还断言，德国人征服世界将导致和平。“支持这种和平的，不是多愁善感的和平主义的职业女送葬人的棕榈枝，而是称霸民族的胜利的军刀，这个民族将使世界服务于一种更高级的文化。”（《我的奋斗》）


希特勒的雄辩鲜有对手，他总能找到理由为他的权力欲辩护，他强调，他对别国人民的统治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他的权力愿望根植于永恒的自然律，而他自己是在一种更高的权力——上帝、历史、命运的命令下行动的。
当然，希特勒的这些说词，在血的事实面前是不能令异族人信服的，于是他便会拿出另外一套理由，即把它说成是为了防卫别人进攻，这在希特勒的著作和纳粹党的宣传中俯拾即是。
在他的口中，他和他的德国人总是无辜的，而敌人则是虐待狂、野兽。
例如，他无中生有地谴责“犹太人将法国的非洲人部队带入莱茵，试图通过必然要蔓延开来的人种混杂，来消灭白种人，这样他们自己就随之上升为主人”（《我的奋斗》）。他还用同样的理由指责法国人想要控制德国，削弱它的实力。他在入侵捷克、波兰等国时，玩弄的也是同样的伎俩。（看来希特勒才是阴谋论者的祖宗）
总之，没有一次纳粹的压迫行为，不被解释为对别人压迫的防卫，包括对国内的“残渣人种”、敌对分子和国外的“劣等国家和民族”。
希特勒的狂妄，注定是要失败的，他的“人类共同体”是世界人民的灾难，也是他和他的德国的灾难。
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一切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
纳粹德国的这部大戏早已经落幕，然而由于人性的弱点，在世界许多地方，只要一天没有达成对权力的制衡，没有真正地把权力关进笼子，极权主义的戏码就将永远不会落幕……
（作者：我本聪聪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