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献上那些言之凿凿的“奇迹”、“神迹”是否可信？︱ ...

是非之夏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陈季冰/文】当你以严肃的态度面对一种宗教时，你将遭遇到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如何对待历史文献上那些言之凿凿的关于“奇迹”、“神迹”的记载？

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它们是那么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当然，你可以不加怀疑地确信它们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并且未来还会继续发生，但这样的虔诚信徒在现代社会将越来越少；你也可以轻描淡写地斥之为“迷信”，但就算是虚假的迷信，它们也一定有一个缘由。或者说，我们必须为它们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不是抱着虚无的心态回避它们。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唯一不把它的信仰基石建立在“神迹”之上、并且给予“神迹”最不重要地位的一种（例如它没有在其他宗教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创世说”），这使它比较容易为现代生活所接受。然而它也有类似的难题，比如，2500年前佛祖释迦牟尼悟道的那个晚上，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看一段英国学者渥德尔在其《印度佛教史》中根据历史记载而作的描述：





传说释迦牟尼悟道的印度菩提迦耶。

晚间习禅——佛陀说他在这段时期所进行的修炼功夫——尤其叫人毛发竖立，非常可怕：群兽奔来，一只孔雀折断树枝，风吹落叶飒飒作响。他决心驱除此时围困他的恐怖心理：如果恐怖生起时他正在来回踱步，有就继续来回踱步，直至恐怖已经驱除；如果他原是站着不动，或者坐了下来，他就继续维持原姿势，直至恐怖业已消除。然后“开始努力，排除障碍，专心镇定，不起纷扰，平息身心，不使激荡，集中思绪，注于一点。”他的心念逐渐脱离一切执着烦恼，顺次经历“禅那”（dhyāna）四阶段，达到无所谓乐与不乐的绝对清净境界。即在当晚，他集中思想，作最大的精神努力，于初夜中夜后夜分别获得了三明（vidyā），即三种科学知识：他忆起了前世生活，懂得了众生按照他们的行为而轮回，恶行获恶报，善行得善果。最后他发现了“四谛”，这是佛法的根本理论，是有漏势力（āsrava）如何灭尽的知识。有漏势力（包括爱欲、生存欲望、无明愚昧）使众生堕入轮回，明白了一个人的漏法可尽，他就明白了一个人不复投生，他就解脱了，自由了……从此以后他就称为“佛陀”（Buddha），意即获得正觉者……（《印度佛教史》第51页，【英】渥德尔著，王世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4月第1版，2000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

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根据严肃的佛教典籍所作的一段严肃的描述和概括，已经充满离奇色彩，而流传于后世信徒中和民间的那些夸张传说更是令人不可思议。据说，释迦牟尼通过那一晚的“证悟”，不仅掌握了人世间的一切最高真理，还获得了无边的超自然法力。那么，关于“证悟”，关于“三明”……我们到底怎样去客观地理解？

据我所知，解释“奇迹”的现代理论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编造谎言说”，其中最有效的是使用魔术和催眠术等制造“奇迹”发生的假象。对其他宗教我不敢妄下断语，但“不打诳语”是佛教最基本的“五戒”之一。古人不像我们这些三心二意的现代人，他们对信仰的态度是异常虔诚的。而且，严肃的宗教无一例外地激烈排斥巫术神通之类。因而，为了抬高和神化自己或自己的学说而蓄意编造“奇迹”发生的谎言，在我看来，即使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也绝不会是常见情况。

第二种是“幻像说”，即超常的身体状况（如因苦修或绝食而虚脱）加上精神专注力导致出现幻象和幻觉。我凭直觉判断，这种说法也不能十分令人信服。因为幻觉很少会在许多人身上同时发生，而宗教文献上记载的很多“神迹”恰恰是在成百上千人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





真假莫辨的海市蜃楼。

第三种是“异常自然现象说”，即当时发生了以古代自然科学水平所不能解释的异常自然现象，如海市蜃楼等。我认为这一解释比前两种要有力得多，并且现代学者遍寻史籍也确实发现了一些与宗教奇迹出现的时间地点相吻合的异常自然现象的历史记载。尤其是当上述假设中的第二和第三种同时发挥作用，即异常自然现象与信徒的幻觉交织重叠在一起时，它就更有说服力。

但在这里，我想提出我自己的一种假说。

我倾向于认为，古代人与现代人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很可能是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奇迹”诞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古代人——尤其是某些民族——的思维不像我们现代人那么抽象干瘪，他们往往习惯于具象和形象的思维表达。例如，“恐惧”这种东西，在现代人的词典中是一种情绪反映，这是“科学”的定义。但某些古代民族（如2500年前的印度人）很可能把我们所说的“恐惧”思维和表述成“眼前无数猛兽毒蛇在咆哮游动”。我们有时也会这样表达，但我们一定会清晰地将其表达成一种“比喻”，比方说加上一个“像”或“如”之类的介词。但古代人很有可能在语言上并不区分所谓“真实”与“比喻”，对他们来说，我们的“恐惧”就是他们的“眼前无数猛兽毒蛇在咆哮游动”。

按照现代英美分析哲学的看法，“恐惧”作为一种主观感受，确实也并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唯一的“真实”是黑夜、狂风和不远处森林中野兽的嚎叫。古人的同时代同民族人在接收上述表达时，能够非常准确地理解表达者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的听众乃至记录者并没有意识到有我们认为的所谓“奇迹”发生，这只是他们很“正常”的思维和表达而已。

但辗转流传千百年后，我们在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中读到这些记载，从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出发，我们就看到了不可思议的神秘之物。宗教史上获得普遍承认的那些“奇迹”距今一般都有千年乃至两千年以上时间，也从一个侧面支持了我的假说。因为时间间隔愈久远，人群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变迁愈有可能一目了然。

法国杰出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其成名作《野性的思维》一书中详尽研究了南美洲印第安部落对事物命名、分类与表达方面与欧洲“文明社会”的巨大差异。非常有趣，列维·施特劳斯的结论是：所谓“文明思维”与“野蛮思维”之间并无本质上的高下优劣之分，二者的区别只能说明人类可以发展出不同的“文明模式”而已。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相当复杂，并不完全适用于支撑我的上述假设。

但对不同民族在思维与表达方式上的差异，我是有切身感受的。10多年前我去过一次西藏，给我留下强烈印象之一的正是藏族人在表达情感时时常采用的那种我们定义为“比兴”的修辞手法。比如，当藏族朋友向你敬酒时，他的开场白一般会是这样一句让你乍听之下摸不着头脑的话：“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不会分离，藏族与汉族是一家……”在我们的思维中，这句开场白的前半句是对后半句的比拟。但我感觉，在他们的思维中，“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不会分离”这个事件同“藏族与汉族是一家”这个事件很可能并不存在互为修饰的关系，两者就是同一事件的两个不同方面！如此推断，宗教史上的那些“奇迹”，会不会压根就是我们现代人对古代人的一种“误读”呢？